写在前面的话：
多年来，徐州市小海燕记者团曾多次奔赴北京等地寻访开国元勋的后人，28位开国元勋的后人接受采访，其中有刘少奇、董必武、李先念3位国家主席的后人，有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7位开国元帅的后人，有陈云、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陶铸、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10位国务院副总理的后人等。开国元勋们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新中国的解放出生入死，夜以继日战斗在外，无暇顾及他们的子女，新中国建立后他们的子女，在父辈影响教育下，不搞特权，严于律己，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为贡献。目前他们都步入老年，仍然关怀下一代，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做贡献。在采访活动中都是挑选最优秀、写作最好的小记者参加活动，写作要求事迹突出，文字精炼，有教育意义，每篇采访稿要求写作字数在4000字左右，由于当时电脑还不普及，写作要爬格子，采访稿写好后，经指导老师修改后重新誊写，邮寄给被采访者本人，经本人审阅修改再寄给记者团，遗憾的是由于搬家、地址不详等原因，有几篇采访稿件遗失。原打算出《采访开国元勋的后人》一书，因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成型，这些难得的采访稿件，摆在我案头多年，近日拿出来翻阅，我想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能把他整理出来，通过网络媒体，献给广大的读者也是一件幸事，对青少年是一种教育，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开国元勋的后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父辈影响下为祖国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作为两届国家主席、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在前进的大道上，是没有平平谈谈的路可走的。”他的女儿刘爱琴女士，就是走了一条坎坎坷坷的路，一条洒满汗水和泪水的路。
一
1927年初，小爱琴出生于江城武汉。当时正值工人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刘少奇同志22岁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归来之后领导了震惊国内的“五卅”运动，省港罢工，1927年初又领导了武汉人民返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小爱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但风雨多变，潮起潮落，紧接着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及“马日事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刘少奇同志和其他党的领导干部便离开了武汉，在白区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为了革命事业，刘少奇同志只好把自己最喜爱的不足一岁的小爱琴留在了一个工人家里，从此刘爱琴就过起了寄人篱下的艰苦生活。
刘爱琴从小就是吃养母的奶长大的，当时工人家庭一般都十分困苦，生活非常艰难，刘爱琴养母的家里也是如此。她养母还有一个幼小的孩子，后来养母失业，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承受不了多一个娃娃的负担，只好将小爱琴卖给一个拉三轮车的人家当童养媳。那时小爱琴只有七八岁，于是，刘爱琴很小就承担起了沉重家务，扫地、洗衣、打水、哄孩子，几乎所有大人干的活，她都得干。那个时候在南方，做饭都是用土灶，那是用泥巴垒成的高高的炉子，爱琴小小年纪，个子又矮，烧饭要踩在凳子上才能够着灶台，烧水做饭上上下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一直到了1938年国共合作，父亲刘少奇在延安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小爱琴的养母，并从拉三轮车的人那里将爱琴接回了延安，与父亲分别了十余年的小爱琴终于和父亲团聚。
二
到了延安之后，刘爱琴都11岁了，才开始上学。12岁时还有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其他革命家的子女们，在党的安排下，一起把他们送往苏联学习。他们从延安到兰州，然后进入新疆经乌鲁木齐，到阿兰木图。幸运的是当时周总理胳臂有伤，也到苏联去医治，刘爱琴她们时而与周总理同行，时而又分别而行。历时三个月才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有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孩子们，不同肤色的各国儿童和睦相处。当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儿童院的德国儿童都很多，老师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侵略苏联而对他们另眼相待，而是在课堂上号召学生们一起融洽生活，和睦相处。老师给各国学生讲战争是法西斯分子挑起的，德国的人民是反对这种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道理，教育孩子们要真诚相待，不要互相歧视，虽然那些远离父母的日子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笑声和乐趣。
刘爱琴在苏联是学习计划经济的，哥哥、弟弟是学习导弹专业的，哥哥刘允斌还获得了学习金质奖章，并保送到莫斯科大学攻读博士，经过哥哥刻苦学习和不懈努力磨炼，最终，汗水没有白流，哥哥成了当时留学生中唯一的博士生。
十年弹指一挥间，1949年后，这批留苏学生返回了祖国怀抱，投入了新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来苏联撤回了驻中国大批科技人员，于是，他们这批留苏学生挑起了建设祖国的科技大梁。刘爱琴的哥哥刘允斌成了导弹专家，全国第一颗导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他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这段时间刘爱琴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三
1958年“大跃进”的巨风卷起了时代的浪潮，号召广大知青支援边疆建设。刘爱琴没有利用特权，以及自己特殊的身份，留在北京工作，而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主动报名加入了支援边疆这个吃苦的行列，当单位同志听到刘爱琴的名字也在支边青年的行列中时，都十分惊讶，没想到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子女也去支边。当刘爱琴讲到这儿时，她笑着说，那时候面对那么多质问、惊讶，也是淡淡一笑，因为她觉得自己和所有知青一样，也是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支援边疆建设是青年们共同责任和义务，没有什么特权和身份。
刘爱琴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她怀着身孕上了路。到内蒙古没有多久，正赶上自然灾害，小孩生下来没奶吃，领奶的证就是在户口簿上盖上个大印罢了。然而领奶的地方也没有奶，幸好，当地一位老干部把自己的奶粉让给了孩子喝。1961年刘爱琴在内蒙古又生了第二个女儿，仍是不能解决奶水问题，当她听说牧场有牛奶时，就自己骑车到几十里外的牧场去取奶，当时人都没有吃的，牧场里的草少的可怜，奶牛只能产一点儿奶，所以每次只能取不多的牛奶。就这样，每隔几天就骑车奔走几十里，每次取回一点点牛奶，才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刘爱琴老人在回忆那些苦日子时，皱着眉头说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那时哪来这么大毅力去奔波。
在内蒙古，刘爱琴他们住的是泥草屋，喝的是压井水。那泥草屋就是用泥草和成料以后，垒糊晒干而成的。北方冷，就用泥垒炕，冬天还行，而到了夏天天气太热，还不能将炕打倒，因为炕是与墙连着的，炕一倒墙也得四分五裂。在衣着上甚至连件夏天穿的的短袖衫也没有。饮食方面，一个月一个人只有一两油，见不到肉。有一次，刘爱琴到北京开会，正巧厨师给父亲刘少奇做了一些牛肉放在桌上，准备给她的父亲刘少奇吃，刘爱琴到了家中，见到了桌上的牛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大口吃起来。当她意识到应该给父亲留一些时，自己已经吃完了。这时父亲刘少奇也在场，就是没让刘爱琴看到他，当刘少奇看到女儿狼吞虎咽时的情景时，没有说什么，一直等到女儿爱琴吃完，当女儿爱琴抬着头用不安的目光看着父亲时，父亲慢慢地站了起来，踱了出去……
生活便是如此，充满了艰难困苦，每一个生活的脚落里都有她留下的汗水。
四
当刘爱琴奶奶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时，还几次欲讲都咽了回去，仿佛不知怎么表达胸中的言语。从她扇动的鼻翼和抽动的嘴角，完全可以看出老人是抑住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激动的感情，才对我们这些小记者诉说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在文革的风暴中，父亲、哥哥及整个家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当时刘爱琴在内蒙古，突然接到工作停职的命令，如泰山压顶一样，马上觉得喘息不过气来，没多长时间，就传来哥哥刘允斌的噩耗，哥哥只有42岁呀，他可是中国研究核弹和氢弹制造的大功臣呀！一个为国家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呀，却死在了古老的蒸汽火车轮下。
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刘少奇还曾对子女们这么说过：“革命总是有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得找一个反面人物来推动革命发展，这次既然选择了我，我就要当好这个反面人物。”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心目中，永远都怀着一颗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心。刘爱琴奶奶心里也有一种信念：自己从来没有对党不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就是这种精神支柱才使得她顽强的挺了过来。以后的劳动改造等处罚，都无法使这位生活的强者低头。但任何强者也有折不断的亲情。英年早逝的哥哥，含冤去世的父亲，还有刚刚长大的孩子，他们将来怎么办呀？一直到1980年终于为刘爱琴父亲刘少奇平反昭雪以后，刘爱琴与家人才回到首都北京，不久到警官大学教俄语，她把剩下的岁月与汗水洒在了三尺讲台上。
五
刘爱琴奶奶在她后半生平静的岁月中，没有靠自己的身份、能力去争名夺利，只是老老实实的站在讲台上，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祖国的苗蕾。常常有人说她傻、或怂恿她去求个一官半职，还有人甚至笑她清高。对于这一点，刘爱琴奶奶觉得十分可笑，她说自己连“清高”这个词是什么都没有搞懂，哪来什么清高？的确，能够一生这么经风历雨，承受历史大潮如此冲击而过来的人哪谈什么清高。在她的皱纹里藏满了人生道路上的坎坎坷坷，痛苦离合，对功名利禄，早已淡如云烟，尽管是在晚年仍旧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后来我们得知，刘爱琴奶奶家住的十分远，为了专程接受我们小记者的采访，自费打车，花了几十块钱，按时来到采访地点，让我们十分感动。
1991年刘爱琴奶奶离休后，虽然已是晚年，但生活十分多彩，社会活动、旅游、锻炼、娱乐、为孩子讲红色故事，还常常写前辈的故事，前不久刚刚写完了《我的父亲刘少奇》，此书正在出版中。说到这儿，她又回忆父亲对他们的教育，主要是“修养”，她说，以人为师，处处以他人为重，将好事让给别人，由于父亲很忙，与父亲很少见面，往往是让秘书安排时间同孩子座谈。刘爱琴奶奶讲，在他的记忆中，与父亲在一起座谈一共也只有三次。
这便是开国元勋，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奶奶坎坎坷坷风雨泥泞的一生，这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爱琴的渗透泪水与汗水的一生，这便是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充满爱和幸福的一生。
徐州市小海燕记者团小记者王超
编辑整理、图片资料提供 陈晓
